东西问丨贝尔恩德·迈尔：“欧洲首个中国城”如何与中国结缘？******
中新社柏林2月2日电 题：“欧洲首个中国城”如何与中国结缘？
——专访德国巴伐利亚州迪特福特第一市长贝尔恩德·迈尔
中新社记者 马秀秀
德国巴伐利亚州的迪特福特有“欧洲第一个中国城”之称。那里面积不大，设有中文学校、中国博物馆；那里的人不会中文，却常被人称为“巴伐利亚的中国人”。
迪特福特每年2月都会举办富有中国特色的“狂欢节”。届时，街头巷尾挂起大红灯笼、窗户上贴起“福”字，居民们纷纷装扮成中国人的样子，表演中国式传统节目。
迪特福特如何与万里之遥的中国结缘？当地与中国的交流交往情况如何？为促进中德友好，迪特福特有哪些经验可以分享？迪特福特第一市长贝尔恩德·迈尔(Bernd Mayr)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就以上话题进行探讨。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德国迪特福特被称为“欧洲第一个中国城”。可否介绍下其与中国的渊源？
贝尔恩德·迈尔：这要追溯到中世纪时期。大致在1400年至1450年，那时迪特福特属于艾希施泰特(Eichstätt)教区，所以主教府派税务官到迪特福特收税。当时迪特福特建有城墙，还有两个大城门。当税务官来到迪特福特，居民们紧闭城门，并在城楼上说：“不，我们不交税，因为主教都不关心我们。”在此情况下，税务官不得不离开，并在书中记载此事。在这本流传至今的书中，税务官们表示，迪特福特居民像筑城墙进行防御的中国人一样。这就是当地居民被昵称为“中国人”的由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迪特福特逐渐有了“狂欢节”的雏形，那时的表演就有吹奏乐队装扮成中国人的样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狂欢节”的庆祝规模不断壮大，迪特福特居民被称作巴伐利亚的“中国人”也为国际熟知。有些孩子从幼儿开始就装扮成“中国人”参与到“狂欢节”活动中。这是当地人保持了几十年的传统：在某个周四，人们都装扮成“中国人”的样子庆祝节日。在“狂欢节”期间，人们将自己视为巴伐利亚的“中国人”。
2019年迪特福特“中国人狂欢节”盛装游行现场。袁金永 供图中新社记者：可否介绍下今年“狂欢节”的特色和亮点？
贝尔恩德·迈尔：今年我们将第一次有一对“皇帝夫妇”参与“狂欢节”表演，以前都只有“皇帝”的角色。届时，“皇帝”和“皇后”会有一个非常庞大的随从队伍。
扮演“皇帝”和“皇后”的是两个迪特福特人，他们两人确实已经结婚。此外，参与表演角色的还有“中国战士”和“中国厨师”等。
今年“狂欢节”将在2月16日周四14时开始，先是进行大游行，然后会有戏台表演，人们可以观看“皇帝”和“皇后”并向他们致敬，之后在所有街巷、酒店等展开狂欢。
2019年迪特福特市“中国人狂欢节”上装扮成皇帝(左二)等中国风情角色的迪特福特市民们。袁金永 供图中新社记者：迪特福特居民到访中国的情况或对中国印象如何？
贝尔恩德·迈尔：事实上，访问中国的迪特福特居民并不多。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访问了南京，当时我们是三十人的代表团。在1999年迪特福特乐队也有三十几人到访过北京。此外，商务人员也会在中国和迪特福特间往返。但总体来看，大多数人还是没有去过中国。
基于我们的“狂欢节”，迪特福特居民与德国其他城市的居民相比，思想更为开放。当然，每年能有中国人到访迪特福特让当地人感到开心。比如，来自中国驻慕尼黑总领馆或慕尼黑孔子学院的代表团来访。对于迪特福特而言，在街道上能看到中国人散步是很正常的事情。
以去年“巴伐利亚中国之夏”活动为例，中国驻慕尼黑总领事童德发一行访问迪特福特，我们和代表团进行了长时间的友好交流，观看了中国舞蹈和音乐表演。虽然迪特福特很小，但我们为德国巴伐利亚与中国的友谊作出了一些贡献，这是众所周知的。我要再次强调，只要我们互相交流，就有机会去理解完全不同的文化。
中新社记者：目前，迪特福特与中国的交流交往情况怎样？
贝尔恩德·迈尔：我们与中国的交流互动会定期进行。诸如，我受邀于1月15日参加了中国驻慕尼黑总领馆的春节招待会。今年的“狂欢节”，总领馆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帮助，借此我们能够在节庆期间把城市装点成中国风格，这是一个相当美好的故事。
我们一直在尝试让巴伐利亚文化与中国文化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产生连接。我们每年都尝试开展新活动，无论是语言、写作，还是绘画、烹饪课程都得到了极大的支持。当地的文化宫(Kulturhaus)会特别围绕中国主题举行文化日活动，人们可以学汉字、学做中国菜，迪特福特的中餐馆也会参与进来，确实很棒。
2019年，迪特福特“中国人狂欢节”主角“福高帝”将“御厨证书”颁发给在当地经营餐饮业的华人袁金永夫妇。袁金永是德国中餐烹饪联合会会长、迪特福特“七仙镇酒楼”总裁。袁金永 供图迪特福特有两家汽车行业的公司与中国保持着非常密切的业务往来，在中国有大量销售及生产。从这一点来看，我们的伙伴关系非常好，非常积极。
2014年以来，我们与南京市建立了友好城市关系。我计划在2024年带经济界代表团访问南京，对此我非常期待。
中新社记者：为促进中德友好，迪特福特有哪些经验可以分享？
贝尔恩德·迈尔：就我自身而言，我去中国已有十次了，到访过香港、上海、北京、南京等地，并在这些地方受到欢迎。
就像我此前谈到的，互相拜访很重要。我们要试图了解对方国家的文化和结构，不要想当然认为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强国，可能会做伤害我们的事。与之不同的是，如果没有中国，我们在德国巴伐利亚可能也不会这样富足。
如果其他城市间有类似的伙伴关系，就应该用心经营。要维持这种伙伴关系，就一定要互相拜访，否则这种关系可能会“沉睡”或停止。进行实地交流是最重要的事情，这有助于加深对对方城市的了解。(完)
受访者简介：
贝尔恩德·迈尔(Bernd Mayr)，1968年2月19日出生于迪特福特。自2020年5月起担任迪特福特第一市长。
影像为媒，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文艺观潮】 作者：王华（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郎玉茁（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航拍纪录片《航拍中国》新疆篇、西藏篇等，从空中视角俯瞰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展示新时代少数民族地区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带来视听和心灵的双重震撼。芒果TV自制的纪录片《石榴花开》融合“网络直播”“VLOG日记”等新媒体传播方式，展现新中国成立70年来各族人民在党中央的政策关怀下取得的巨大成就，给观众耳目一新的观赏体验。近年来，一批以纪实影像记录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社会变化、人文景观和少数民族人民日常生产生活情况的纪录片作品因新颖的切入视角和表现形式，获得了观众尤其是年轻人点赞。总结这些案例的成功经验，我们发现推进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的传播精准深入，应创新创作理念，结合新媒体传播形式，建构多维立体的内容体系。
纪录片《指尖上的藏族》剧照。资料图片 传播内容细分：呈现层次更加丰富、面貌更加多元的少数民族生活 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期，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以记录某一个民族的民风民俗为主，发挥文化记录保存的“民族影像志”功能，诸如《最后的山神》等作品引起观众的强烈反响。新时代以来，随着创作理念的转变，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的叙事风格和叙事题材发生转变，在创作中秉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走进大众视野，《告别贫困》中少数民族搬进了宜居的楼房，唱起“栋栋高楼平地起，休闲广场真热闹”的歌谣。传统民族文化和民族艺术的传承发展成为纪录片创作关注重点，《指尖上的藏族》这部代表作强调因时制宜的重要性，点明“在民族文化与现代文明碰撞结合中创新发展才是长远之路”的理念。随着纪录片主题不断丰富，大家看到的不再是孤立静止的民族个体形象，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下的多民族互动跃然荧屏。 不仅如此，近年来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涉及的领域也呈现多维格局。《隆林儿女》《苗寨八年》等从小处着手，通过展现普通人经济生活的变化，逐步破除人们对少数民族地区“人烟稀少、生活贫困”等刻板印象，折射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稳步增长的崭新面貌。少数民族群像是由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个体汇聚起来的。大众不仅想看到现代少数民族地区的宏观发展面貌，也希望了解少数民族普通百姓的生活状态。所以，《我从新疆来》《我从云南来》等从微观入手，通过“一带一路”背景下寻求机遇和爱情的商人，为了梦想或家庭而回到家乡创业的年轻人等普通少数民族同胞的人生故事，展现当代少数民族爱国爱家、爱岗敬业、奋发有为的精神面貌，传达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以，要讲好少数民族故事，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还可以进一步调整传播内容的比例结构，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线引导下，呈现层次更加丰富、面貌更加多元的少数民族生活。
纪录片《指尖上的藏族》剧照。资料图片 传播理念创新：内铸“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外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十年来，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的创作理念和叙事方式加速演进，在向少数民族内部观察的同时，也开始把视野拓展到整个中华民族乃至世界。讲述全体中华儿女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一起来想、一起来干的生动故事，成为当下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传播理念的一大特色。 纪录片从不同层面展现新时代少数民族地区的变化，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多层次多维度的共同发展。比如《村庄十年》从60多万个行政村里挑选出10个典型村庄，以鲜活的个体故事充分展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村庄发生的巨大变化。其中“千年一跃”一集讲述了住在深山中的民族独龙族以建立合作社的形式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彻底摆脱了千年的贫困记忆，走上乡村振兴新征程。《西藏 我们的故事》通过西藏交通建设、脱贫搬迁、养老保障、民族团结、环境保护等故事的讲述，表现世界屋脊上“一跃跨千年”壮丽巨变背后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 还有一些纪录片从国际视野出发，表现能够引发全球观众心灵共鸣的内容。中日联合拍摄的纪录片《宝藏》便是如此。从小处来说，该片不仅让海外观众为云南雪域高原的壮美深深折服，更被当地的传统艺术文化深深吸引。从大处来看，该片的热播体现了世界观众对人类共有文化宝藏的珍视。正如片中人物卓玛对外界盛赞家乡“宝藏”的看法，“大家想要追寻的不是某个民族或某个区域的东西，而是属于人类共同的东西”。由此看来，少数民族故事还能内外兼有，将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代实践相结合，对内呈现少数民族发展新面貌，对外展现中华民族时代担当，向世界传递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智慧，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贡献中国力量。
纪录片《指尖上的藏族》剧照。资料图片 传播效果导向：微时代，人人都是创作者，微创作呈现出新的美学样态 为了与当代受众和用户碎片化、即时化、多样化的行为习惯、审美喜好不断适配，近年来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创作还呈现出一种“微”趋势。 《布依守艺人》等便是“微形态”的代表。这些作品中的内容可能是一项传承多年的手艺，可能是一项风俗习惯，又或者是一些充满民族智慧的古文典籍。虽然内容不一样，但都篇幅短小，借助视频平台的“短平快”传播特质，迅速传播，为更多受众尤其是年轻人津津乐道。还有一些“微形态”纪录片重视民族文化的创新传承，凸显民族文化在当代土壤中生根发芽又与流行文化相互融合的过程。 近年来的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创作方式和传播渠道更加灵活，创作主体从主流官方媒体、专业制作公司，拓展到个体内容生产者。纪录片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闭合状态，观众也成为纪录片的叙述者。比如说，某短视频平台用户自行拍摄了一集有关摩梭人的纪录片，从游客的视角去探寻“神秘世界”。虽然制作水平比不上专业水准，视频场景转换不是很流畅，但在网上引起了较多关注。《我是云南的》更是凭借独具特色的民族方言，加上节奏感强且又魔性的音乐，在网上引起一波民族方言秀热潮。人人都可以成为纪录片的创作者，这推动了艺术大众化发展，填补了传统纪录片关注领域的空白，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创作到传播每个环节都实现了“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总而言之，讲好少数民族故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文化自信自强，不只是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的使命，也是整个纪录片创作努力担当的职责。从这个角度看，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在拓宽自身维度和视野的同时，为整个纪录片行业在创作理念和传播渠道等领域实现创新突破提供了有益启示。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1日 15版） 旺彩彩票app地图 |
